二 忍耐的義務
地球上生命的歷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圍環(huán)境相互作用的歷史�？梢哉f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動物的自然形態(tài)和習性都是由環(huán)境塑造成的。就地球時間的整個階段而言，生命改造環(huán)境的反作用實際上一直是相對微小的。僅僅在出現了生命新種——人類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圍大自然的異常能力。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里，這種力量還沒有增長到產生騷擾的程度，但它已導致一定的變化。在人對環(huán)境的所有襲擊中最令人震驚的是空氣、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險的、甚至致命物質的污染。這種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難以恢復的，它不僅進入了生命賴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進人了生物組織內，這一罪惡的環(huán)鏈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改變的。在當前這種環(huán)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變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過程中，化學藥品起著有害的作用，它們至少可以與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論。，在核爆炸中所釋放出的鍶90，會隨著雨水和漂塵爭先恐后地降落到地面，居住在土壤里，進入其上生長的草、谷物或小麥里，并不斷進入到人類的骨頭里，它將一直保留在那兒，直到完全衰亡。同樣地，被撤向農田、森林、花園里的化學藥品也長期地存在于土壤里，同時進人生物的組織中，并在一個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環(huán)鏈中不斷傳遞遷移。有時它們隨著地下水流神秘地轉移，等到它們再度顯現出來時，它們會在空氣和太陽光的作用下結合成為新的形式，這種新物質可以殺傷植物和家畜，使那些曾經長期飲用井水的人們受到不知不覺的傷害。正如阿伯特·斯切維澤所說：“人們恰恰很難辨認自己創(chuàng)造出的魔鬼。”
為了產生現在居住于地球上的生命已用去了千百萬年，在這個時間里，不斷發(fā)展、進化和演變著的生命與其周圍環(huán)境達到了一個協調和平衡的狀態(tài)。在有著嚴格構成和支配生命的環(huán)境中，包皮含著對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一些巖石放射出危險的射線，甚至在所有生命從中獲取能量的太陽光中也包皮含著具有傷害能力的短波射線。生命要調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時間不是以年計而是以千年計。時間是根本的因素；但是現今的世界變化之速已來不及調整。
新情況產生的速度和變化之快已反映出人們激烈而輕率的步伐勝過了大自然的從容步態(tài)。放射性已遠遠在地球上還沒有任何生命以前已經存在于巖石放射性本底、宇宙射線爆炸和太陽紫外線中了；現存的放射性是人們干傾原子時的人工創(chuàng)造。生命在本身調整中所遭遇的化學物質再也遠遠不僅是從巖石里沖刷出來的和由江河帶到大海去的鈣、硅、銅以及其他的無機物了，它們是人們發(fā)達的頭腦在買驗室里所創(chuàng)造的人工合成物，而這些東西在自然界是沒有對應物的。
在大自然的天平上調整這些化學物質是需要討間的；它不僅需要一個人的終生，而且需要許多代的時間。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跡使這種調整成為可能也是無濟于事的，因為新的化學物質象涓涓溪流不斷地從我們實驗室里涌出，單是在美國，每一年幾乎有五百種化學合成物在實際應用上找到它們的出路。這些化學物品的形狀變幻不定，而且它們的復雜性是不可輕易掌握的——人和動物的身體每年都要千方面計去適應五百種這樣的化學物質，而這些化學物質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經驗過的。
這些化學物質中有許多應用于人對自然的戰(zhàn)爭中，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期以來，二百多種基本的化學物品被創(chuàng)造出來用于殺死昆蟲、野草、嚙齒動物和其他一些用現代俗語稱之為“害蟲”的生物。這些化學物品是以幾千種不同的商品名稱出售的。
這些噴霧器、藥粉和噴撒藥水現在幾乎已曾遍地被農場、果園、森林和家庭所采用，這些沒有選擇性的化學藥品具有殺死每一種“好的”和“壞的”昆蟲的力量，它們使得鳥兒的歌唱和魚兒在河水里的歡躍靜息下來，使樹葉披上一層致命的薄膜，并長期滯留在土壤里——造成這一切的原來的目的可能僅僅是為了少數雜草和昆蟲。誰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撒放有毒的煙幕彈怎么可能不給所有生命帶來危害呢？它們不應該叫做“殺蟲劑”，而應稱為“殺生劑”。
使用藥品的整個過程看來好象是一個沒有盡頭的螺旋形的上升運動。自從ddt可以被公眾應用以來，隨著更多的有毒物質的不斷發(fā)明，一種不斷升級的過程就開始了。這是由于根據達爾文適者生存原理這一偉大發(fā)現，昆蟲可以向高級進化以獲得對所使用的特定殺蟲劑的抗藥性，茲后，人們不得不再發(fā)明一種致死的藥品，昆蟲再適座，于是再發(fā)明一種新的更毒的藥。這種情況的發(fā)生同樣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這一原因，害蟲常常進行“報復”，或者再度復活，經過噴撒藥粉后，數目反而比以前更多。這樣，化學藥品之戰(zhàn)永遠也不會取勝，而所有的生命在這場強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
與人類被核戰(zhàn)爭所毀滅的可能性同時存在，還有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人類整個環(huán)境已由難以置信的潛伏的有害物質所污染，這些有害物質積蓄在植物和動物的組織里，甚至進入到生殖細胞里，以致于破壞或者改變了決定未來形態(tài)的遺傳物質。
一些自稱為我們人類未來的設計師們高興地預期總有一天能隨心設計改變人類細胞原生質，但是現在我們出于疏忽大意就可以輕易做到這一點，因為許多化學藥物，如放射性一樣可以導致基因的變化。諸如選擇一種殺蟲藥這樣一些表面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決定了人們的未來，想想這一點，真是對人類極大的諷刺。
這一切都冒險做過了——為的是什么呢？將來的歷史學家可能為我們在權衡利弊時所表現的低下判斷力而感到無比驚奇。有理性的人們想方設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種，怎能采取這種方法既污染整個環(huán)境、又對他們自已造成疾病和死亡威脅呢？然而，這正是我們所做過的。此外，我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檢查出原因也沒有用。我們聽說殺蟲劑的廣泛大量使用對維持農場生產是需要的。然而我們真正的問題不正是“生產過剩”嗎？我們的農場不再考慮改變畝產量的措施，并且付給農夫錢而不讓他們去生產，我們的農場生產出這樣令人目眩的谷物過剩，使得美國的納稅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十億美元還多的錢作為整個過剩糧食倉庫的維修費用。農業(yè)部的一個支局企圖減少生產，而其它州則如同在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樣：“通�？梢韵嘈牛谕恋劂y行的規(guī)定下，谷物畝數的減少將刺激對化學藥品使用的興趣以在還留有莊稼的土地上取得最高的產量。”若是這樣，對我們所擔憂的情況又有何補益呢？
這一切并不是說就沒有害蟲問題和沒有控制的必要了。我是在說，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現實，而不是立足于神化般的設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須是不要將我們隨著昆蟲一同毀掉。
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隨之而帶來一系列災難，這是我們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隨物。在人類出現很久以前，昆蟲居住于地球——這是一群非常多種多樣和和諧的生物。在自從人類出現后的這段時間里，五十多萬種昆蟲中的一小部分以兩種主要的方式與人類的幸福發(fā)生了沖突：一是與人類爭奪食物，一是成為人類疾病的傳播者。
傳播疾病的昆蟲在人們居住擁擠的地方變成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在衛(wèi)生狀況差的情況下，象在自然災害期間，或者是遇到戰(zhàn)爭，或者是在非常貧困和遭受損失的情況下，于是對一些昆蟲進行控制就變得很為必要。這是一個我們不久將要看到的嚴肅事實，大量的化學藥物的控制方法僅僅取得了有限的勝利，但它卻給企圖改善這種狀況帶來了更大威脅。
在農業(yè)的原始時期，農夫很少遇到昆蟲問題。這些問題的發(fā)生是隨著農業(yè)的發(fā)展而產生的——大面積土地精耕細作一種谷物。這樣的種植方法為某些昆蟲的數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條件。單一的農作物的耕種并不符合自然發(fā)展規(guī)律，這種農業(yè)是工程師想象中的農業(yè)。大自然賦與大地景色以多種多樣性，然而人們卻熱心于簡化它。這樣人們毀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原來自然界有了這種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持一定限度的生物種類。一個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對每一種類生物的棲息地的適宜面積的限制。很明顯，一種食麥昆蟲在專種麥子的農田里比在麥子和這種昆蟲所不適應的其它谷物摻雜混種的農田里繁殖起來要快得多。
同樣的事情也發(fā)生干其他情況下。在一代或更久以前，在美國的大城鎮(zhèn)的街道兩旁排列著高大的榆樹。而現在，他們滿懷希望所建設起的美麗景色受到了完全毀滅的威脅，因為一種由甲蟲帶來的疾病掃蕩了榆樹，如果摻雜混種使榆樹與其他樹種共存，那么甲蟲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現代昆蟲問題中的另一個因素是必須對地質歷史和人類歷史的背景進行考察：數千種不同種類的生物從它們原來生長的地方向新的區(qū)域蔓延入侵。英國的生態(tài)學家查理·愛登在他最近的著作《侵入生態(tài)學》一書中對這個世界性的遷徙進行了研究和生動地描述。在幾百萬年以前的白堊紀時期，泛濫的大海切斷了許多大陸之間的陸橋，使生物發(fā)現它們自已已被限制在如同愛登所悅的“巨大的、獨立的自然保留地”中。在那兒它們與同類的其他伙伴隔絕，它們發(fā)展出許多新的種屬。大約在一千五百萬年以前，當這些陸塊被重新連通的時候；這些物種開始遷移到新的地區(qū)——這個運動現在仍在進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們的大力幫助。
植物的進口是當代昆蟲種類傳播的主要原因，因為動物幾乎是永恒地隨同植物一同遷移的，檢疫只是一個比較新的但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單美國植物引進局就從世界各地引入了幾乎20萬種植物。在美國將近90種植物的昆蟲敵人是意外地從國外進口帶過來的，而且大部分就仿佛徒步旅行時常搭乘別人汽車的人一樣乘植物而來。
在其故鄉(xiāng)數目不斷下降的這一天然敵人，在新的地區(qū)中，由于缺乏對它們的防治手段，一種入侵的植物或動物可能蓬勃發(fā)展起來。這樣，我們最討厭的昆蟲是被傳入的種類，這不是偶然的。
這些入侵，不管是天然發(fā)生的，還是仰仗人類幫忙而發(fā)生的，都好象是在無休止地進行。檢疫和巨大的化學藥物運動僅僅是買取時間的非常昂貴的方法。我們面臨的情況，正如愛登博士所說的：“為了生和死，不僅僅需要尋找鎮(zhèn)壓這種植物或那種動物的技術方法；代之的是，我們需要關于動物繁殖和它們與其周圍環(huán)境關系的基本知識；這樣做將可以促使建立穩(wěn)定的平衡，并且封鎖住蟲災爆發(fā)的力量和新的入侵。”
許多必需的知識現在是可以應用的，但是我們并未應用。我們在大學里培養(yǎng)生態(tài)學家，甚至在我們政府的機關里雇用他們，但是，我們很少聽取他們的建議。我們任致死的化學藥劑象下雨似地噴撒，仿佛別無他法，事實上，倒有許多辦法可行，只要提供機會，我們的才智可以很快發(fā)現更多的辦法。
我們是否巳陷入一個迫使我們接受低劣、有害的命運而失去意志和判斷如何是好能力的迷惘之中？這種想法，用生態(tài)學家波·斯帕特的話來說，就是：“理想化的生活象僅把頭露出水面的魚一樣，在它自己環(huán)境惡化的容許限度上緩慢前進……為什么我們要容忍帶毒的食物？為什么我們要容忍一個家庭建在枯燥的環(huán)境中？為什么我們要容忍與不完全是我們敵人的東西去打仗？為什么我們一面懷著對防止精神錯亂的關心，而一面又容忍馬達的噪音？誰愿意生活在一個僅僅不是十分悲慘的世界上呢？”
但是，一個這樣的世界正在向我們逼近。建立一個無化學毒物、無蟲害的世界的十字軍運動看來已在許多專家和大部分所謂環(huán)境保護辦事處那里煥發(fā)起巨大的熱情。在每一方面來看，存在著證據說明那些正從事噴撒藥物的工作顯示出一種殘忍的力量�？等R尤卡特的昆蟲學家尼勒·特諾說過：“進行調解工作的昆蟲學家們的職務好象是起訴人、法官、陪審、估稅員、收款員和司法官在執(zhí)行任務。”對農藥最惡劣的濫用不管在州還是在聯邦的代理處內都在毫無阻攔地進行。
我的意見并不是化學殺蟲劑根本不能使用。我所爭論的是我們把有毒的和對生物有效力的化學藥品不加區(qū)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們手中，而對它潛在的危害卻全然不知。我們促使大量的人去和這些毒物接觸，而沒有征得他們的同意甚至經常不使他們知道。如果說民權條例沒有提到一個公民有權保證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機關散播致死毒藥的危險的話，那確實只是因為我們的先輩由于受限于他們的智慧和預見能力而無法想象到這類問題。
我進一步要強調的是：我們己經允許這些化學藥物使用，然而卻很少或完全沒有對它們在土壤、水、野生物和人類自己身上的效果進行調查。我們的后代未必樂意寬恕我們在精心保護負擔著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現的過失。
對自然界受威脅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F在是這樣一個專家的時代，這些專家們只眼盯著他自己的問題，而不清楚套看這個小問題的大問題是否偏狹�，F在又是一個工業(yè)統(tǒng)治的時代，在工業(yè)中，不惜代價去賺錢的權利難得受到譴責。當公眾由干面臨著一些應用殺蟲劑造成的有害后果的明顯證據而提出抗議時，一半真情的小小鎮(zhèn)定丸就會使人滿足。我們急需結束這些偽善的保證和包皮在令人厭惡的事實外面的糖外衣。被要求去承擔由昆蟲管理人員所預測的危險的是民眾。民眾應該決定究竟是希望在現在道路上繼續(xù)干下去呢，還是等擁有足夠的事實時再去做。金·路斯坦德說：“忍耐的義務給我們知道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