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引起的感染疫情在世界各地迅速傳播，造成重大的生命和經濟損失以及引起一定的社會恐慌。這次新型冠狀疫情是21世紀以來，人類第三次大規(guī)模的遭受冠狀病毒的侵襲。從“一體化健康”（One Health）框架下的視角出發(fā)，對以往冠狀病毒疫情進行回顧，探討此次新冠病毒可能的預防與控制方略，強調在疫情防控中實施“一體化健康”理念的必要性。提出完善的公共衛(wèi)生預防體系是防控未來類似流行病毒疫情的有效保證，以期為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等公共衛(wèi)生事件提供參考。

“一體化健康”框架下的新冠病毒預防與控制

嵇斌1,2， 趙亞乾1,2,3*, 王星星4，衛(wèi)婷1,5， 任柏銘3， 康純1

作者簡介：嵇斌（1993—），江西省臨川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人工濕地污水處理。

自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 ）疫情暴發(fā)以來，我國科研工作者積極奮戰(zhàn)，快速分離和公布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1, 2]，積極探尋病毒的可能來源[3]、中間宿主[4-6]、傳播機制[7]及病理報告[8]等，為阻擊此次疫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應該注意到，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自21世紀以來，全球多次受到新出現的高傳染性呼吸系統(tǒng)病毒感染性疾病和人畜共患病的挑戰(zhàn)，包括2002年在我國暴發(fā)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SARS） [9]，2009年在墨西哥出現的流行性豬甲型流感病毒（PH1N1） [10]，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出現的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ERS） [11]和在全世界范圍內不斷暴發(fā)的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12]。因這類病毒獨特的性質，在分析人、動物和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時具有特殊的相關性，單個學科、機構或國家難以單獨應對，需要多部門、多學科以及國際之間共同合作。

當前由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OVID-19）是全球面臨的最新的復雜性病毒疾病，疫情的暴發(fā)程度在某種程度上映證著現代衛(wèi)生防控體系的失敗程度。野生動物是許多嚴重新發(fā)疫病的自然宿主, 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近75%的人類新發(fā)傳染病, 均來源于野生動物 [13]。跨學科的“一體化健康” （One Health ）理念為解決這類復雜的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它融合多個學科（人類醫(yī)學、獸醫(yī)、環(huán)境健康以及社會科學等）的專業(yè)人員共同參與[14]，其可能是防范和控制流行病暴發(fā)和傳播的有效方法。“一體化健康”方法體系認識到動物、人類和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鼓勵跨學科間的合作，努力改善人和動物（包括寵物、牲畜和野生動物）的健康 [15]。在“一體化健康”可致力于確定新興病原體的來源和減少暴發(fā)威脅的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實施和發(fā)展“一體化健康”體系，開展廣泛的國際合作對于降低全球性新興病毒的威脅至關重要 [14-16]。

在當前疫情的局勢下，擬從“一體化健康”的視角出發(fā)，探討此次新冠病毒可能的預防與控制，強調在我國的疫情防控中實施“一體化健康”措施的必要性，以改善公共衛(wèi)生防疫體系和防范未來類似的流行病毒的可能出現。

0 1

“一體化健康”(One Health)的理念

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人口，動物，植物和農產品在世界范圍內迅速流動。高流動性導致人畜共患病更頻繁暴發(fā)和大量人群的感染。盡管數十年以來，學術界一直在強調人與動物的和諧相處，并呼吁打破人類醫(yī)學、獸醫(yī)學與生態(tài)學和環(huán)境科學等學科間的障礙，利用跨學科的方法以應對多種健康問題和疾病，但人類、動物、環(huán)境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健康的發(fā)展仍呈現出高度部門化和結構化的特征[14]。在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中，生態(tài)系統(tǒng)健康的缺位和生態(tài)多樣性的喪失日益威脅著人類賴以生存的根本。2007年，美國獸醫(yī)學會（AVMA）提出了“一體化健康”理念，并定義為“人類、動物、環(huán)境衛(wèi)生保健各個方面的一種跨學科跨地域協作和交流的新策略，致力于共同促進人和動物健康，維護和改善生態(tài)環(huán)境”[16]，隨后多個國家和機構積極響應。2014年，中山大學以公共衛(wèi)生學院為依托，成立了國內首個One Health研究中心。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將“一體化健康”描述為“一種設計和實施計劃、政策、立法和研究的方法，多個部門進行溝通和合作以實現更好的公共衛(wèi)生成果”，同時強調人畜共患病、食品安全和抗生素耐藥性3個相關領域的研究。

圖1 一體化健康概念：整體和多群體的健康方法體系

一體化健康將人類健康、動物健康、生態(tài)系統(tǒng)健康及生物多樣性結合起來(見 圖1) ，概念中的一個核心是認為人類健康、動物健康和環(huán)境健康都是與生俱來的和相互聯系的[17]。任意一個群體的健康質量會直接和間接地影響其他兩個群體的生存質量。通過考慮健康的3個方面，不僅可緩解特定群體的健康問題，而且還可找尋問題的可能根源。在人畜共患病的控制中，“一體化健康”理念得到了一定的實踐，醫(yī)學界與農業(yè)、水產養(yǎng)殖、土地管理、環(huán)境監(jiān)測及社會科學等學科開展了深入的合作，利用不同學科間合作者的專業(yè)知識，在環(huán)境、動物（自然宿主或中間宿主）、人（行為或易感因素）三個領域產出了的豐碩研究成果，并為全球公共衛(wèi)生事件提供更全面的預防和控制措施 [15, 18]。

0 2

”一體化健康”體系在冠狀病毒疾病防控中的應用實踐

自1965年首次分離培養(yǎng)出冠狀病毒單體以來，冠狀病毒成為了人畜疾病的重要病源，給人類帶來多次嚴重的流行性病毒疫情 [19]。根據基因分析，冠狀病毒可分為α、β、γ、δ四個屬 [20, 21]，而對人類具有高危害性的SARS、MERS和 COVID-19的致病病毒均屬于β冠狀病毒 [2, 21]。

2.1 SARS-CoV

SARS是由SARS-CoV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2003年WHO將其命名為重癥急性呼吸綜合癥。SARS最早于2002年12月在我國廣東省暴發(fā)，初期由于信息共享有限和了解不足，SARS迅速被傳播至29個國家和地區(qū)。在2002—2003年SARS流行期間，共報告了8437例可能的SARS病例，病死率接近10%[22]，而我國大陸是受疫情最嚴重的地區(qū)，報告了5327例可能的SARS病例，其中343例死亡[23]。在強有力的政府舉措和WHO等國際多機構間共同努力下，通過對病例識別、隔離（檢疫）、治療和接觸者追蹤，SARS疫情在暴發(fā)開始后幾個月（2003年7月）內被控制。

雖然SARS最有可能的自然宿主為蝙蝠，但它可以通過中間宿主進入人類，最有可能的中間宿主是果子貍 （Paguma Larvata）和貉（Nycteretus Procyonoides）[9]，因此SARS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一體化健康”體系通過與臨床醫(yī)學和獸醫(yī)等學術界、醫(yī)藥界的密切合作，評估該類人畜共患病在人類群體中出現的風險，分析可能的傳染源、宿主和進化的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網絡，進一步闡述了該人畜共患病中宿主切換和人類群體暴發(fā)出現的機制 [24]。我國在SARS疫情后，建立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提高和完善了對傳染病及可能出現的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防范和應對能力。

2.2 MERS-CoV

MERS-CoV是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發(fā)現的一種新興的冠狀病毒病原體，造成至少845人死亡，病死率接近34.5％[25]。單峰駱駝被認為是該病毒的主要自然宿主，被感染的駱駝通過其體內分泌物，特別是鼻分泌物，將病毒大量散播，與感染的單峰駱駝密切接觸或食用其產品的人群有潛在的感染風險[26]。

“一體化健康”體系在阿拉伯半島制定了一系列管理策略，如駱駝市場和屠宰場管理、運輸管理、疫苗接種，連續(xù)檢測等，來強化人畜預防。具體措施包括將動物交易市場搬遷至遠離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地方、相鄰動物圍欄之間設置足夠的空間、不同來源動物分開管理，屠宰廢水與殘渣單獨處理，特定進口動物隔離，嚴格管控食用肉制品加工和檢驗等[25]。雖然目前在人和動物中均無有效的藥物或疫苗來治療或預防MERS-CoV病毒感染，但通過一體化健康框架措施可顯著減少從駱駝到環(huán)境再到人類的病毒傳播途徑，將MERS-CoV感染的風險降到最低 [25]。

0 3

“一體化健康”在COVID-19中的應用及未來的實踐

COVID-19疫情暴發(fā)以來，黨和各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以阻隔疫情的進一步蔓延，但不可否認的是此次疫情將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造成很大的下行壓力，尤其是服務性第三產業(yè)。盡管當前國內外眾多科研工作者在病毒的基因結構、藥物研發(fā)和病理分析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研制出直接用于人類的冠狀病毒疫苗 （包括SARS和MERS ）具有很大的挑戰(zhàn)性。世界銀行[27]（World Bank ）研究對新出現的人畜共患疾病的發(fā)現時間與控制暴發(fā)總費用之間的關系時，表明在動物感染病毒疾病期間，及時開展對人畜共患病的檢測和預防，則控制疫情暴發(fā)費用將大幅削減（如圖2所示 ）。人畜共患病的控制與研究是“一體化健康”的核心內容， 在該框架下探討此次疫情，以健全和完善“一體化健康”為導向， 強調實施“一體化健康”的必要，改善人類健康，減少類似急性流行病毒的危害。

圖2 人畜共患病發(fā)展及疫情暴發(fā)控制成本

3.1自然宿主的解析與傳播途徑的控制

盡管SARS-CoV-2準確的自然宿主暫未完全確定，但病毒的基因組解析結果不排除蝙蝠是自然宿主的可能 [3]。中間宿主物種的確定仍存在較大爭議[4, 28]。對SARS 和 MERS的研究表明，自然宿主中的冠狀病毒可通過中間宿主（畜禽類動物或野生動物）傳播給人類。我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已從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收集的樣本中分離出SARS-CoV-2病毒毒株 ，進一步表明了華南海鮮市場中活體動物交易是SARS-CoV-2可能的傳播途徑，COVID-19具有引起人畜共患病的潛力 [28]。在“一體化健康”框架內，需要多部門聯合強化對疫情集中暴發(fā)中心地區(qū)及周圍的活體動物交易市場和野生動物中SARS-CoV-2病毒的檢測與分離，檢測范圍需包含可能的自然宿主（比如蝙蝠）和中間宿主（活禽和其它野生動物）。值得注意的是，病毒傳播的過程 中可能進化產生新的病毒株。對自然宿主和中間宿主的進一步研究將深入了解有可能進入人類傳播的病原體，這種環(huán)境監(jiān)測方法是“一體化健康”框架中重要的預測措施 [14]。

SARS-CoV-2自然宿主和中間宿主的確定研究對于COVID-19疫情的控制至關重要。若無法確定中間宿主，可能導致防控措施不當和SARS-CoV-2進一步或長期蔓延。此外，探索SARS-CoV-2的中間宿主將有助于開展深入的研究，以評估宿主與病原體的關系、疾病動態(tài)以及發(fā)生反向人畜共患病的可能性[29]。這些干預措施可能涉及多個機構和學科間的合作[14, 15, 24]。當SARS-CoV-2的傳播鏈和生態(tài)鏈更加清晰時，需要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來緩解或控制病毒傳播：（1）降低自然宿主的病毒溢出（Spill）。通過病毒自然生態(tài)的研究，采用生物干預的手段避免病毒的傳播。此外，當人類與可能的自然宿主之間發(fā)生生態(tài)沖突時，例如當人類棲息地延伸到蝙蝠棲息地，需要慎重考慮是否存在潛在的病毒傳播風險。同時，需要向公眾普及和宣傳疾病生態(tài)學知識，盡可能的避免公眾與潛在的病毒自然宿主的接觸。（2）抑制中間宿主的傳播。鑒于冠狀病毒的中間宿主可能為畜禽動物或野生動物，一刀切的形式關閉活體動物交易市場并不是最佳的選擇，建議在取締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基礎上，對不同活體動物交易市場進行分區(qū)管理，并建立有效的隔離 [25]。（3）阻斷人與人之間傳播。強有力的行政手段阻隔人際傳播是遏止疫情蔓延的關鍵。當前，我國采取重點疫情地區(qū)封閉管理、延長假期、延期復工復學等措施，減少了人群流動和聚集，這些防控措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在病毒的傳播控制中不可忽視其在環(huán)境媒介中的傳播，如氣溶膠和水體。在對SARS-CoV病毒的傳播途徑研究發(fā)現，SARS-CoV可通過氣溶膠長距離傳播 [30, 31]。對此次COVID-19的病例分析表明，SARS-CoV-2 同樣存在氣溶膠傳播途徑（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五版）），同時鐘南山等研究團隊在被感染病例的尿液和糞便中分離出SARS-CoV-2病毒毒株 ， 這表明SARS-CoV-2病毒具備在大氣和水體中傳播可能。因此，在控制病毒傳播時，環(huán)境工作者的參與也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遏制病毒通過環(huán)境媒介的傳播，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需要明確人群在水體傳播和氣溶膠傳播中潛在的暴露途徑，如攝入消毒不徹底的受病毒污染的飲用水，接觸帶有病毒活體的排泄物，使用設計不合理的通風裝置等。第二，設計關鍵指示物質和建立流通途徑監(jiān)測系統(tǒng)。在疫情期間，除對常規(guī)環(huán)境污染物的監(jiān)測外，還需強化對病毒學指標的監(jiān)測，通過指示物質豐度的變化輔助衡定疫情情況，如加強對城市污水處理廠污水中糞大腸菌群指標的監(jiān)測[17]。第三，建立有效的阻斷干預措施。針對水體傳播途徑，在凈水廠中需嚴格保證充足的消毒劑濃度和接觸時間（CT值）；在處理含病毒的廢水時，可考慮采用“預消毒+化糞池+二級消毒池”的強化消毒工藝。加強現有污水處理廠消毒工藝單元的運營管理，考慮將往常的季節(jié)性污水消毒改為全年消毒。

3.2 公共衛(wèi)生防控體系的完善

極具破壞性的病毒性疾病和人畜共患病的暴發(fā)和流行給公共衛(wèi)生防控體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我國在SARS疫情結束之后，著手建立了各級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和發(fā)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但在這次COVID-19疫情中仍然暴露了諸多問題和短板 [32]。“一體化健康”呼吁在公共衛(wèi)生健康科學專業(yè)和相關學科之間建立更密切 的專業(yè)互動、合作以及教育和研究機會，以改善人、動物、植物和環(huán)境的健康[16]。如圖2所示，對于高傳染性呼吸系統(tǒng)病毒感染性疾病和人畜共患病，在由中間宿主轉移感染至人群前（即紅線范圍），對病毒傳播途徑的有效遏制，將極大降低整體疫情防控風險和成本。

政府在“一體化健康”體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2004年，世界范圍內“一個世界一個健康” （One World One Health）運動得到大多數政府的支持和認同。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號召開展“愛國衛(wèi)生運動”，在近70年的實踐中提高了我國公共和個人衛(wèi)生。新時期下這些運動需要在科學的指導下，更廣泛的在人民群眾中持續(xù)開展下去。

另一方面，政府需從國家治理體系的角度出發(fā)，提升公共衛(wèi)生和疾病防控系統(tǒng)的功能性地位和完善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急機制，制定和完善相應法律體系[32]。目前的公共衛(wèi)生治理的權限分散在國家、地方不同行政部門中，這些機構缺乏足夠的能力和手段來預防新出現的健康威脅。農業(yè)部門和公共衛(wèi)生部門之間的跨學科協作有利于公共衛(wèi)生防治體系進一步完善。通過“一體化健康”體系，世界各國應加強和WHO、聯合國糧食及農業(yè)組織（FAO）、世界動物衛(wèi)生組織（OIE）等國際組織的合作, 提高人畜共患病、環(huán)境與健康等的研究力度，建立更加緊密和有效的國際合作機制, 通過跨部門、多學科和全球范圍內的通力合作, 提高人類、動物和環(huán)境的整體健康 [32]。同時，政府需完善法律條文，加強生物安全管理，包括生物資源的生產、運輸和轉化，并且從源頭杜絕食用野生動物，大力打擊非法野生動物交易。

3.3 多學科間的科研合作

不同的學科代表著對不同層次、空間和時間尺度下科學問題的研究。在面對動物流行性疾病、人畜共患病和病毒流行病的蔓延中，不同學科下的科研應實施共享的研究計劃、協議和研究手段，將孤立知識的研究轉變?yōu)橄到y(tǒng)的和知識轉化性的研究，共同構建一體化健康體系。當前，多學科之間的合作仍存在一些壁壘，打破學科間壁壘不僅需要科研工作者的改變，更需要研究資助機構的鼓勵。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非常重視重大科學問題中交叉學科研究項目的資助。

科研工作者的合作還需要更好地獲取部分被封鎖的知識（未開放獲取科研論文、專利等），這些封鎖阻礙了關鍵診斷標準或基礎知識的傳播[16]。“一體化健康”體系下復雜科學問題的研究也需要包括關于人口、衛(wèi)生狀況、健康決定因素（人、動物和生態(tài)系統(tǒng)）和風險因素的基本統(tǒng)計數據庫的支持 [15]。

在我國高等教育中，應大力推廣學科群的培養(yǎng)模式。鼓勵高校將優(yōu)勢學科、支撐學科和相關交叉學科聯合構建學科群體系。尤其是醫(yī)科類高校，應充分結合”一體化健康”體系，在現有的培養(yǎng)模式基礎上，納入環(huán)境、社會、人口，農學等學科，以培養(yǎng)更多的掌握不同學科的理論、具備獨立開展重大綜合性學科前沿研究和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的復合型科研人才，進一步完善我國公共衛(wèi)生體系的人才梯隊建設。

0 4

結語

2019年的冠狀病毒（SARS-CoV-2）暴發(fā)很可能不會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大規(guī)模流行性疾病最后一次暴發(fā)。在當前全球化的進程下，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qū)都有可能面對突如其來的類似公共衛(wèi)生事件。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傳統(tǒng)的公共衛(wèi)生措施、快速的臨床病例識別、接觸者調查、醫(yī)療機構的嚴格感染控制、患者隔離、公眾教育和社區(qū)控制（隔離）等措施的協同開展。在預防和控制該類事件中，“一體化健康”體系將有力的構建多學科、多部門間的積極溝通與合作，尤其是環(huán)境科學和社會學科的全面參與將更好的實現公共衛(wèi)生成果。

趙亞乾教授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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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衣春敏

審核：李德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