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王澍。剛才小撒說到很多人不知道普利茲克獎，其實這個不奇怪，因為這個獎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呢，多少代的建筑師想得都得不到，最后居然被一個以叛逆著稱，一直到今天幾乎仍然工作和奮斗的建筑師所獲得，很多人都跌下了他的眼鏡。所以如果說在中國的建筑界，你要找一個人，說他從青年時代開始就以叛逆著稱，而且一直叛逆到他的成年，我想我肯定是其中之一，而且比較突出。很多人說叛逆，你憑什么叛逆，青春期有一種莫名的情緒，就是叛逆。

　　青春期大家其實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情緒，你的那種活力。你面對的這個社會，有點不可知的一個狀態(tài);很多的成年人都在教訓你，讓你這樣讓你那樣;你又不太反駁得過他們，但同時你隱隱地知道，他們好像也不完全是對的。就是那樣的一種情緒，那么大家可能會有個問題，這樣的一個人，他是什么時候開始，是這樣一個狀態(tài)。

　　因為這個狀態(tài)對于學生來說不太正常，連我自己都覺得奇怪，你不可以想象我的，比如中學是什么樣子的。我中學時是一個標準的好孩子，好到什么程度呢，從入校開始我就一直是班長、團支部書記、西安市市級三好學生。那么這樣的一個好學生，怎么可能后來會變成如此叛逆的學生?

　　有一件小事兒和我后來特別有關(guān)系，我記得我當時在中學的時候有一堂課就是歷史，在讀歷史課的同時我看兩本書，一本叫《法國大革命史》，一本是馮友蘭先生的《中國通史》。那兩本史看完之后再看課本，那課本就可以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去了。因為它太幼稚、太簡單，歷史被他們概括得幾乎就變成了沒有。我記得我上課的時候，我們那個老師是剛畢業(yè)的一個年輕老師，我坐在第一排，他就老有點狐疑。因為他講的其實不多，發(fā)現(xiàn)那個學生拿著本在那寫，寫的內(nèi)容好像遠遠超出他在課堂上所講的。下課的時候他說能不能把你的筆記本給我，讓我看看。我就給他看，他說能不能讓我?guī)Щ丶胰タ纯�，我說行。第二次上歷史課的時候，他說：“這個學生，將來一定是不得了的。”

　　我進大學，那時候是南京工學院。我剛一進大學，每個系選一個學生做學生代表，在一間小會議室里聽校長訓話，我就是建筑系的學生代表，如果我不足夠好的話，在那個年代是根本不可能被挑選去聽校長訓話的。我們的校長很有名,他是錢鐘書先生的弟弟——錢鐘韓，一個叛逆的校長。我記得印象很清楚，那次訓話他的一個核心的話“什么是好學生 ”好學生就是那種敢向老師挑戰(zhàn)的學生。他說：“你們不要以為你們那些老師都多么的了不起，很多人就是在混日子，如果你提前三天對你所上的課做認真的準備，你在課堂上問三個問題就有可能讓你的老師啞口無言，他就下不了臺，這樣的學生才是好學生。”這個對我的沖擊很大，但是也讓我很振奮，因為我突然意識到我來對地方了，大學這才是我想來的地方。

　　很多人后來問我大學學習秘訣是什么，我說很簡單就是自學。當錢鐘韓校長說你要比老師備課更勤奮的時候，我就是這么做的。我很早就進了圖書館，我開始看所有那些課堂上沒有教過的東西。大學二年級，我就開始放話了，說已經(jīng)沒有老師能教我了，因為他們講的東西和我看的東西一對比，膚淺、幼稚、保守、陳舊就這八個字。當然我這樣做確實引起很多同學的緊張，我記得夜里十二點鐘睡覺，睡在上鋪，看與我同寢室的同學拿著黑格爾的哲學史還坐在樓梯上在看，不睡覺，因為樓梯的燈還亮著。造成了一種壓力，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tài)。

　　再一次所謂的叛逆的時候，就是剛才說的我寫了一篇重量級的文章叫做作《破碎背后的邏輯——中國當代建筑學的危機》。這篇文章從梁思成一直評到我當時的導師十幾個先生。因為我當時覺得很奇怪，中國的這個學問是怎么做的，不痛不癢，所有的東西都是含含糊糊說兩句。如果永遠這樣不說清的話，那我們的水平只停留在1930年代，不會再變化了。所以我當時寫了這樣一篇文章，沒有人給我發(fā)表，其實我也沒所謂，因為這篇文章是寫給自己的。一個人如果說要有點牛氣，就要這樣。過去一直到現(xiàn)在，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只是把我1987年寫的這篇文章，我所說的，我認為可能要發(fā)生的，我認為應該這樣去做，朝這個方向去走的，之后又花了二十五年來實踐我所說的。

　　當然碩士畢業(yè)的事情大家可能有些人是知道的，碩士畢業(yè)的時候其實我完全可以用我前一篇文章作為畢業(yè)論文，但是我寫了另外一篇，因為我覺得還有些事情沒說清楚。論文的題目叫《死屋手記》，其實對整個當時中國建筑界的現(xiàn)狀，建筑教育的現(xiàn)狀，包括我們自己那個學校的現(xiàn)狀，一個影射。但是它的實質(zhì)是對當時大家熱衷地在追逐的西方現(xiàn)代建筑的基本觀念的再認識和再批判。大家可能會知道，就是我這個論文第一輪全票通過了，但是在學術(shù)委員會表決的時候，他們?nèi)∠�了我的碩士學位，因為這個學生實在是太狂，所以他們沒有給我學位。當然這個對我沒有打擊，我覺得我那時候已經(jīng)書讀到有一點點超脫。

　　當然很多人的叛逆可能就是青年一段，而我好像時間更長。1992年春天到來，改革開放新的一輪開始了，遍地是錢，建筑師的好日子到了。就在這個時刻，我選擇了退隱，因為我不想做很多東西來禍害這個世界。不幸被我言中，后來的十年里頭，有無數(shù)的中國建筑師做了大量的東西，在禍害這個國家。他們摧毀了我們的文化，徹底讓中國的城市和鄉(xiāng)村發(fā)生了巨大的面貌的改變。但是我想很少有人想過他們在干嗎?他們?yōu)槭裁催@樣做?沒有人這樣子真正地認真地去想。我覺得我的憨笨這時候幫助了我，就是我想不清楚，我就不敢做了。所以那個十年里頭。我做了一些小工程，改造老建筑。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向工匠學習，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學校里沒教過的。工人每天早晨八點上班，十二點下班。我從第一天開始我八點鐘就站在現(xiàn)場，夜里十二點跟工人一起下班。我當時說我說我一定要看清楚這工地上每一根釘子是怎么釘進去的，全部要看清楚。我們在學校里學到的是知識，是讀書，但是很少學如何動手做事，這個特重要。我到后來，到今天為止我做任何東西底氣十足是因為最低的那個底牌我都已經(jīng)摸過了，我當然有底氣。當然人有的時候會有一點恍惚，我吃飯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我說我一個研究生畢業(yè)整天跟一群外來務工人員坐在一起吃飯，好像這個社會階層是不是混錯了。但我學到大量的東西，就在這個時候，為我后來1998年再出山，其實做了充分的準備。所以后來很多人問我說，你有沒有什么人生諫言來支撐你，其中一句話，我就說是叫“時刻準備著。”就當機會到來的時候，你是做了充分的準備的。完了到2000年之后，突然就有人對我做的這種設(shè)計有興趣了，就接二連三地有人開始來找我，而且都說這句話。我們想做一個現(xiàn)代建筑，但是一定要有中國的感覺，而且不是那種表面的。我們反復訪問過，也許在中國只有你能做，你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到我第三個十年的時候，其實沒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艱難，第三個十年對我來說應該說是相當順利。盡管在過程當中，會有一些，比如說爭辯，這是難免的。所以讓大家接受一個建筑，完全顛覆性地改變并不容易。所以我形容一個好建筑的誕生是什么?就是你一開始有一個很純粹的，帶有理想一樣的想法，完了你要像長征一樣的經(jīng)過很多的險阻，中間每一次都是有人想摧毀你、否定你，你必須能夠做到百折不撓，而且要說服大家，最后走到終點。你還保持了你最初理想的那個純度，沒有半分的減損，甚至更加地堅硬，這就是一個好的建筑師。

　　所以我記得有一個很可愛的甲方，就我當時做寧波博物館的時候，他說：“王老師你到底怎么想的，我們設(shè)計的這個地方，新的CBD(中心商務區(qū))，我們寧波人管它叫小曼哈頓，可是你用了這么臟的材料做了這樣一個黑乎乎的東西放在這里，跟小曼哈頓的感覺完全不相稱，你到底怎么想的?”我說：“我們實際上是想做一個新東西，這個設(shè)計傳統(tǒng)里有沒有?”他說：“沒有。”我說：“現(xiàn)代建筑里頭你見過這樣的設(shè)計沒有?”他說：“好像也沒見過。”“那么我們是不是在做一個全新的東西?”他說：“是的。”“全新的東西是不是大家都沒有把握?”他說：“是的。”“那么在這一桌子沒有把握的人當中誰最有把握?是不是我?”他說：“是的。”我說：“那你就得聽我的。”當然后來很有意思，這個建筑建成之后，甲方總結(jié)最后大家的反響，對寧波博物館的反響。他叫四滿意：群眾滿意、專家滿意、領(lǐng)導滿意、我們滿意、全都滿意。但對我來說最感動的是我碰到很多的觀眾，會去一個博物館短時間內(nèi)去三次四次五次。我說為什么，他說因為這個地方全部被拆光了，變成一個新城了，只有在這座建筑上我能夠找到我過去生活的痕跡。

　　我是為此而來，我聽了非常地感動，但是有的時候也非常地酸楚。我記得我九十年代初做這個反叛的時候，那時候還沒有什么計算機，我沒有想到這幾乎像預言性質(zhì)的，預言到今天計算機泛濫的年代建筑變得如此地干枯抽象和概念化，而我所主張的這條經(jīng)驗性的，以人的真實生活經(jīng)驗為基礎(chǔ)的建筑，反而變成了另類，變成了新探索。這時候你會意識到你真的是做了點事情，這個事情不僅是關(guān)于中國文化的，還甚至超越了中國文化的國界，它帶有某種普遍性的價值與意義。但不管怎么樣說，回顧整個我自己的這樣一個人生歷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一個人一定要對自己的內(nèi)心非常地真誠。其實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堅持自己的內(nèi)心，并努力地去實現(xiàn)它。